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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礼堂访谈录】校经补史,表隐发微 ——杜泽逊教授访谈录(三)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8日 09:07 浏览次数:

校经补史,表隐发微

——杜泽逊教授访谈录


《四库存目标注》



 

王锷:《四库存目标注》是您的代表作品,皇皇巨著,旷日持久,为何要撰写此书?

杜老师:也是偶然。写《文献学概要》是人家让咱去上课。畚俗ジ龇雇,那是偶然的,不是说你蓄谋已久,没这回事。至于出版,也没想过。又碰见合校,来了经费了,这样出来的。一开始没想到要出个教材。《存目标注》呢,也是偶然的。当初搞《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需要跑北京,上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去送稿子。百衲本那个时候稿子在商务印书馆,也在王府井。王先生有的时候派去送个稿。鸵ジ龌岬搅鹆СЭ纯。那个时候没钱。ぷ手挥辛呤。每次也买,但是好书买不了,只能看。有一次就买了个,那是1992年1月份,买了一个《四库存目》。我对四库学比较熟悉,但是单行本《四库存目》还没听说过呢,线装四册,《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刻本,是个巾箱本,相当于现在三十二开的书。我看着上面有红笔批的版本,批的不多,但是咱一看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有邵懿辰在先。邵懿辰没标《存目》,这是《存目》。阋豢淳兔靼琢,咱是专业人员啊。还有夹签。我花了好像八十块钱,把这四本书买来了。买来干什么呢?就是他想干的事情没干成,咱干,做《存目标注》,这很明确。买回来之后跟霍旭东老师说想这样干,给王绍曾先生说想这样干,他们都说这好,非常赞成。因为一听就明白,前面有榜样啊。我和内人程老师,在他们学校小卖部,买了硬皮本,这个硬皮本还不是那个带塑胶的,而是普通的硬皮,而且还买了四种颜色,因为《四库全书》分颜色嘛。我们俩就把这个《四库存目》一条一条抄在本子上,每条之间留四行,往上写版本,一共抄了十多个本子,就把《四库存目》的这个6793种书全部抄上了。因为这本《四库存目》没有提要,就是书名、卷数、作者,抄起来不太麻烦。

王锷:记得您曾借调北京,参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谈谈编纂过程。

杜老师:《四库存目》编者是胡虔,好像是安徽人。我要搞标注,但是那个时候王先生的项目还很紧,没有放开去做,这是1992年1月。到了1992年6月,时间很近,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在北京香山召开。那个会议的基本精神,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了。其中周绍良先生提出了《四库存目》,这些书很重要,最好能编一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跟《四库全书》配起套来。后来胡道静先生发言,可能是第二天,他又说《四库存目》有很多重要的书,像李卓吾的书,还举出例子。他说需要搞个调查与研究,为全国古籍总目做准备。这两个先生都是大人物。窃诜⒀岳锼盗苏飧龌,咱这个工作如果北京的人干了,我们就干不成了,这种活儿它雷同啊。我就跟董治安先生汇报。董先生参加了那个小组会。我说你看看人家专家在会上提出来了,《四库存目》要调查研究,跟我这个不重复了吗?董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写一个凡例,寄给一些先生。他当时叫我寄给赵守俨、傅璇琮、安平秋、周勋初、章培恒、黄永年等先生。我就起草了一篇《四库存目标注叙例》,用文言文起草的。起草以后就按董先生的意思寄给这几位先生了,受到他们高度重视。赵守俨先生、傅璇琮先生都回了信,支持这件事情。傅璇琮先生当时是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他说他要向匡老汇报,还把我这篇《叙例》发在《古籍简报》上,这种鼓励很大啊。

接下来呢,这次规划会议就产生了后面的效应了,北京大学方面提出来要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刘俊文教授提出来的,他是以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会长的身份提出来的。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会长是季羡林先生,他跟季先生汇报,提出这个申请来。后来就请季先生当主编,刘俊文先生作为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忱石先生、张希清先生也是发起人。当时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是许逸民先生,秘书长是傅璇琮先生,组长是匡亚明先生。北大方面提出《存目丛书》申请方案后,古籍小组就把我叫到中华书局了,傅先生、许逸民先生、张忱石先生,还有办公室副主任张力伟,四个人接待我。大概是问问我这个《存目标注》,进展如何,是不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工作。我就同意了。我把我的《标注》拿给他们看,易类我查到一百三十九种,古籍小组也找人查了,查了八十多种。傅先生当时就决定,查目的工作就让我负责,当《存目丛书》编委,就这么约定了。傅先生跟咱是老关系,把我推荐给刘俊文先生了。后来又专门见了刘俊文先生。刘俊文先生说你的《标注》是你的《标注》,你有你的知识产权,我们只印书,咱们成果要分清楚。他毕竟是王永兴的学生,主要是怕咱有担心。后来他还给了经费让我去上海图书馆去查书。这个《存目标注》在参加《存目丛书》之前,进展的并不多,没有这么些时间。另外,国务院规划和我买《四库存目》这个书之间只隔了六个月,你想我能干出多少事来?我为了《存目丛书》的需要,就加快了进展。因为搞《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我对书目太熟了,有索引没索引我都可以迅速把它翻出来。《四库存目标注》的初稿做得比较快,基本上满足了《四库存目丛书》的要求。

后来罗琳、张建辉、冯宝志这些人组成了编委会,罗琳在图书馆界又做了访书目录,让大家查。查一遍给报酬,查出一条来另给报酬。但是我查到的是比较多。根据目录请各图书馆拍摄或复。槔戳艘院,对着《存目》的内容你还得验证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存目》书。堪姹旧弦惨笥迷缙诘淖惚。《四库提要》的凡例上不也是强调吗:抄刻之本不一,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不一,择其足本录之。咱就照着这个标准来,内容要全,年代要早,追求这种本子。《存目丛书》就是照着这个标准来的。不一定执行得很好,但指导思想是很清楚的。罗琳是搞古籍的专家,整理《续四库提要》,他有经验。参加《存目丛书》四年,1994、1995、1996、1997,四年。我是在1992年得的这个书,1993、1994年这个准备期的时候其实是王先生这边的项目还没完成。我在业余时间就查了很多书目,为了给《存目丛书》做准备。有的时候罗琳还从北京半夜三更来电话。他们北大那边为了让我参加项目给我家装了电话,那时候可新鲜了,初装费三千。吧狭嘶菇徊黄鸬缁胺。有时候半夜三更来电话,让我查我的记录本告诉他哪些信息。后来到了1994年4月份就参加上了。基本上《存目标注》要早两年,后来就和《存目丛书》是齐头并进的。实际上很多工作是借助于《存目丛书》,而《存目丛书》呢,也要运用我的成果。刘先生他也明白这一点,就是你搞你的《标注》,我们只印书。因为《存目丛书》的事情当时在北京住过四年时间,任总编室主任。也没办借调,他们给bb视讯直营网管文科的乔幼梅副校长来信,来信的人是张希清教授,邓广铭的学生。张希清那个时候是工委会副主任,跟刘俊文教授关系都不错。乔校长不认识我。业街形南。中文系说在古籍所。她又跟所长董治安先生说。董先生对我说:“乔校长要找你,不知什么事,你去见见乔校长。”我也不知道乔校长是谁。托戳艘桓銮榭霰ǜ嫒角切3ば畔,没去见。乔校长是个好人,她一看确有此事,就给北大回信了,说有这么一个人,确实在从事《存目标注》,是王绍曾先生的学生。北大方面就跟我联系上了,说乔校长对你评价很高。其实乔校长还是为了提携咱们年轻人。晕伊私獠⒉荒敲炊。所以我还是托乔校长的福,老辈的高风亮节,提携青年,我认为那是值得学习的。

在北大期间,我那十多个本子,一个月回济南一趟,离开的时候我就送到高校古委会,交给刘玉才、顾歆艺。我说这是我的命根子,给我放好。他们就放在铁皮柜里。等我回来再去取回来。到了1997年10月底,就把这个本子都拿到济南来了。做了大批量的笔记,并且都是繁体字楷书,没工夫再回去查对了。四面八方像蜜蜂一样采集怎么再回去呀。空间不够就贴小条,那个本子,这么一大摞,是我的初稿。《存目丛书》完了以后,回来就开始搞《标注》。一搞就又搞了好多年才出来。这《存目标注》呢,在《存目丛书》之前,只能算是一个预演。《存目丛书》期间,大批量积累资料。《存目丛书》之后,从1998年到2005年国庆才完成,又经历了八年。这期间写了《文献学概要》,还评职称考外语,麻烦着呢。这八年加上前面的时间,十多年呀。写定的稿子,你见过的,在家里摊开了是一大摞。我那是专门定做的稿纸,写定本,三千多页,现在还存着。当时还想线装上的,线装大概需要八十册,我算了算,八函,没工夫吧,我就把它包一包放起来了。那是个写定稿,繁体字的。每天写个几千字,中间不断受到干扰。职称考外语,我的外语差。2001年到2003年又念博士学位。这期间事情很多,还有半年多时间专门写《文献学概要》。2004年《清史》项目下来了,眼看着冲击我的《标注》了。我不顾一切,一方面找了很多人写卡片,为《清人著述总目》,一方面抓紧完成了我的《标注》。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现在回想。敲唇粽呕棺霾簧偈履。在北大期间也就睡五小时,当时得了个基本结论,累不死。那个阶段和刘蔷。蘖瞻。煸谝豢,经常吃饭喝酒,晚上熬夜干活。刘蔷、罗琳、张建辉,还有北京的很多朋友,像宋平生、辛德勇、刘大军、刘玉才,还有老先生周一良、周绍良、冀淑英、刘乃和、黄永年、程千帆、杨明照,还有朱天俊先生、白化文先生、顾廷龙先生。因为工作关系,多次见面。频繁地去顾廷龙先生家征求意见。都是派我去。要不然,哪有这么些机会跟老先生见面。客际楣萁,广泛认识了。版本目录学的这些先生们,广泛认识了。包括台湾都去了两趟,昌彼得先生、吴哲夫先生,也认识了。《存目丛书》我是总编辑室主任,我和罗琳、张建辉、刘蔷,主要是确定版本,到处复印。复印回来以后审,审了以后定出正式的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然后再投入制作。制作室的主任是冯宝志,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有经验。副主编里审稿子的是张忱石先生,我也审了大批量的稿子,帮着张先生终审,因为一个人审不过来。他们这些人都得上班,只有我可以整天待在那里,还有辽宁大学李春光教授。

我的任务比较多,一个月回家一趟,我这边得上课。琤b视讯直营网的课,我一个月集中上一次,星期六星期天,上课,请学生吃饭,就这个状态。那个时候还要买煤球,六楼上用苹果筐一筐一筐抬上去。已且豢。我上北京去孩子才三岁,程老师在家,不仅看着孩子,还编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索引》,这个《索引》上百万字,有十万条。这是个非常仔细,又非常复杂的活儿。四角号码,她是高度熟练,还受了张忱石先生的指导,怎么写卡片,怎么编,他跟我说,我记下来,回来以后告诉程老师。程老师也没经验,就是那个过程中她成了索引专家,慢慢摸索出来了。《存目标注》太专业了,标注要设定一套语言和格式。以前的人,像傅增湘,他们都没有这么规范。我参考了几家,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王重民《善本书提要》,赵万里的那些发表在《北京图书馆馆刊》的明别集的一些提要,还有台湾的《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善本书志》开始只拿到了一小部分,而且拿到的比较晚。我根据这一些,包括清代那些书志,总结出一个套路。《存目标注》是按照一项一项来写,还不能露出段落性的痕迹,得连缀成文,一小篇一小篇的,还不能枝蔓,你要枝蔓了,篇幅过大,所以就要避免讨论《存目》书的价值问题。《存目提要》,净说《存目》书不好,我们也不同意。但是我们先不考虑内容,先考虑的版本鉴定、版本特征、题跋、刻工、牌记、行款、纸张、印鉴,这类东西,要记得清清楚楚。这个量非常大,它是版本学的内容。老的标注,就是傅增湘那个《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体例比较好。就是标注版本、版本鉴定的依据、版本特征,以及和出版史、藏书史相关的内容,书本身的内容基本不涉及。《四库提要》有的时候有错误,顺带纠正,你发现就纠正,不发现也不刻意去求了。所以周录祥后来不是搞了一些《四库存目》的订正嘛,他订正的那些好多我都没发现,因为他搞得更细致,你推荐的周录祥的论文我印象很深。这工作量大得不得了,咱不能光做《标注》。酶伞洞婺看允椤钒。

《存目丛书》结束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光华楼开总结大会。总结大会分两段,头一段在北大开,第二段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那就是庆典。总结大会的主题发言是我做的,刘俊文先生让我做,给我个面子。我回济南请王先生到北京开会,用复印的废纸,在火车上起草了发言稿。陪着王先生到了北京,他休息了,我在半夜把稿子重新写定,又念了一遍,十五分钟能念完。刘先生让我讲半小时,我心想别讲这么长了。写了五六千字,把《存目丛书》的过程、意义都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后来这篇稿子发在《文史哲》杂志上。那时候就是一夜不睡的时候也有,现在也都不行了。当时发现了很多新玩意儿,我也做了很多札记,那些札记记的是根据什么东西纠正什么,见于《标注》哪一条,打算写考辨,没空写了。

按照李国庆说,有很多书首次见于著录就是在《存目标注》,就是像书志那样,把版本特征都记下来,好多书第一次在《存目标注》里出现。第二呢,发现了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东西,它是一个调查成果,跑了很多地方把它查出来了。包括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找不着了,袁世硕先生这些研究孔尚任的都不知道在哪,我在大连图书馆发现了,《全国善本书目》没著录。另外它是真正的以版本学为核心,并不牵扯别的。那么明确了这个版本学角度著录这个书,究竟要著录哪些项。你比方说这个校的人,卷端某某人撰,某某人校,这个校的人我认为是万分重要。王重民先生对校者很重视,重视他对审定版本的作用。另外我发掘了大批量的刻工,不见于任何著录的刻工,数量庞大。还有大批量的藏书印章,提供了很多新的信息。还有藏书史方面的直接资料。你知道这个印章盖在哪本书上吗?你不知道。我这上面都跟你说了。大批量的序、跋,程老师都做了索引,我的学生查朱彝尊的东西,就发现了不少不见著录的朱彝尊的文章。其他人要搞藏书史,搞一般的辑佚工作,借助我这个线索,能发现不少。另外就是,我觉得对版本鉴定有新的贡献,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有的鉴定错了,有的弄反了,把初刻本的嘉靖本弄成万历本,而把万历本弄成了嘉靖本,这种情况都发现了一些,有的地方加了按语,有的地方也没加按语。另外,《存目标注》特别重视版本源流,不完全根据时间的先后。如果这两个版本之间有渊源关系,我就给它搁在一块。你像《说郛》和《广汉魏丛书》,和《唐宋丛书》,甚至于和《八公游戏丛谈》,好多都是一个版印了好几回,另外还有一些丛书,它是根据《说郛》,改编重刻的。还有影印本,要跟着底本。总之很重视版本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标注的先后看着是没有解释,实际上都有渊源关系。这个我感觉是《存目标注》和其他的版本目录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引用人家的序跋,标点错误可能不多,我抠得很紧。我们搞版本学的,引人家一段题跋,标点错误常见,我是力避这一点,因为我原来搞过古汉语,我对句读抠得很紧。我觉得《存目标注》整体上是要求比较严,质量上把关比较严。存在的问题,当然就是有些东西没见,根据别的书目著录的,这种都比较简略。看见的著录就比较详细,还有的没找到。由于当时的电子资源手段很少,就靠翻书目,靠跑图书馆,但是就我目验的书来说,在《存目丛书》过程中,至少有五千种,明版书二千多种,一般省馆也达不到。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对明版书的认识,有很大提高。宋元版书大概也弄了二三十种,因为《存目丛书》收的明代的书不少。假如说让我去填表,举我的代表作,我举的是《存目标注》,其他都不能算代表作了。你像《清人著述总目》,集体项目,我虽然牵头,大家一块干的。《存目标注》那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用字措辞、遣词造句,处处用心,一笔不苟,这样做出来的。而且它有足够大的量。你搞版本目录,除了质以外,还得有足够的量,因为它具有工具性。你这个书小了,工具性就弱,信息量不够大。我感觉《存目标注》是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老辈的都是标《简明目录》,《简明目录》只是《四库全书》收的三千四五百种书,《存目》书很少涉及,这不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嘛。这个书也可以说是当代四库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吧。版本目录,咱们当代倒是出了不少好东西,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量大质优,缺点就是没有描述。傅增湘的成果是高水平的,黄丕烈以后就属这个人了,但是他的成果的形成时间基本上掐着解放,算是解放前的成果。水平很高,出版都在“文革”后,这个呢是高不可攀,咱达不到。我觉得我的积累反映在这本书里了。当时你不是写过读后感吗,你觉得是有代表性的,是你高抬我。

《存目丛书》,那是周绍良先生、胡道静先生他们肯定的。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四库存目》的书,早就注意了。我对影印书一直很重视,因为对张元济先生的了解多,《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这些,一跟上王先生,早就对这些东西了如指掌了,描润之类都很清楚,所以搞《存目丛书》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有一定的基础。怎么样能搞好,我心中有数。当然是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我的特长是发挥出来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四库存目丛书》里头,稀见书很多。闳绻挥坝〉幕,好多书你用不上,看不到。影印以后呢,造福于学界。而且它居然有四千五百零八种书,后来还有《补编》,这个量也很大呀。《四库全书》才三千四百多种书吧,你一下子影印了这么多种书,学术界不就托福大了吗?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贡献,对新时期的古籍整理,本身是一个巨大成果。因为它需要收集、鉴定、影。庋桓龉,它是古籍整理成果。黄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不是有影印吗,影印是古籍整理成果,这必须得确认,它是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学术成果,那什么人都能干了,以为照了相就可以啦,其实程序很复杂。另外呢,影印书有三六九等,有些书部头很大,它水平不行。《存目丛书》呢,是高水平的。当然里头也有没找到的书,或者搞错了。少量的错误也难免。就“文化大革命”以后古籍整理重大成果来说,《四库存目丛书》绝对是有限的几项之一,《续修四库全书》这是一项,《中华再造善本》这是一项,《四库禁毁》《四库未收》都不错,我感觉到这是文化上的一个大贡献。王先生说是一座丰碑,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呢这是国家项目,我们只是有幸参加了,在里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就是这么一个角度。

王锷:您是当今著名的《四库》学研究专家,如何看待《四库》学?如何看待其过去与未来?

杜老师:《四库》学说是个学问,实际上只能算个领域。因为用《四库全书》、用《四库提要》的并非一个学科的人。我读《四库全书总目》,我发现比如说中医类的水平很高,那肯定也不是纪昀写的。所以它的成果带有百科性,使用者也有百科性,搞中医文献的人看中医类,他跟咱们就不一溜了。所以它能不能构成一个学科,就像敦煌学一样,总是个领域。我觉得《四库》学不是个学科,而是个领域。涉及这个领域的人各取所需。其中一部分人是目录学家,是学习《四库提要》目录学的经验。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学术史。过去讲国学概论,三十年代,就照着《四库提要》讲。大小序就是纲,重要书的提要就是目,这就是国学概论啊。所以涉足《四库》学的这些先生们,他们真的是各取所需,不是一个学科的人。中文、历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宗教,像陈垣先生的《佛教史籍概论》,就是对着《四库提要》来的,各取所需。比如说我标注了版本,这事是《四库》学的一个小分支。说《四库》学方面很全面,这种人是没有的。敦煌学也是这样,它跟古代文学不是一码事,也跟版本学目录学不是一码事。版本学我基本上都能搞清楚,目录学基本上都能搞清楚,《四库》学不行。有的人是倾向于《四库全书》纂修的过程,有的倾向于《四库全书》禁书的过程,不是一个方面,难以面面都通,这是它的最大特点。

我们这几十年呢,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对《四库全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改书。但鲁迅先生开参考书的时候不也开了《四库简明目录》吗?一共不到二十种书,里边就有《简明目录》。顾颉刚先生他们不都重视《四库提要》吗?这几十年《四库提要》受重视比较大。《四库全书》,第一你看不见,第二它确实是有改书这个毛。远浴端目馊椤返钠兰垡恢辈桓。相关文献不下百种,《采进目》《禁毁目》《四库全书荟要》《聚珍版丛书》这些,也都可以形成小的分支,还有《续修》等后续的工作,所以《四库》学的范围很丰富。这些年来由于涉足的人多,配起套来呢,也似乎是颇成体系。但是,还是个领域,不是个学科,我就是这样认识。

《四库》学这个领域,下面要做的事情,我认为第一个重要的活儿,得把这《四库全书》都给它抽换了,换成乾隆以前的本,不就没有篡改问题了吗?《四库全书》本照样用,不废。《四部丛刊》等于是完成了一小部分精华,罗琳的《四库著录书》也能完成一方面的任务,但还不是从这个角度。把《四库全书》里头的书,凡是能找到乾隆以前旧本的,通通抽换。这又是一项要影印的大工程。影。也蛔诺牟糠帜鼗褂谩端目狻繁,像《直斋书录解题》,要么你用武英殿聚珍本,要么就用《四库》本,它们是一个系统的。《永乐大典》辑佚书,李焘的《续通鉴长编》,《元和姓纂》这些,都还可以继续用《四库》本。其它的那一些呢,整体上应该来一个脱胎换骨。为什么要抽换呢?因为我国重要的典籍都在《四库全书》里,你像朱彝尊的《经义考》,康熙刻本就没有影。裁矗俊端目馊椤肥樟。《四库全书》收的是康熙本吗?不是。所以还得抽换。抽换以后,《四库全书》作为中国文化、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现在人们不放心啊。这可以叫《新编四库全书》。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但我也没能力做,这必须得国家做,这是最紧迫的任务。

剩下来的任务呢,对这个《四库提要》的研究,江庆柏先生搞汇校,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但是《四库提要》本身的问题,余嘉锡先生做了考证,涉及这些书的评价问题,还有较大的余地。对《四库全书》这些书的评价,《四库提要》的学术色彩浓厚,辩驳性的话多,这是非常闪光的。但是它有的时候说得不对。所以新时期对《四库提要》观点上的问题、知识上的错误还可以继续努力。前人在这方面做的很多,像我们对《四库提要》方面的纠谬,限于史实方面的居多,评价方面的不多。这个学术评价是大事儿。婕昂貉窝е嗟。《四库提要》对宋学有意无意地在损害,所以很有必要分学科。你像宋明理学,还是要找搞宋明理学的去审量这个《四库提要》,对《四库提要》原来的评价再审视,这项系统工作有重大意义,能够反映我们新时期的水平,应该邀请国内有代表性的有学术专长的人对现在这个《四库提要》分工,做新的重新审视,写出补充性或辩证性的意见,这个工作我觉得意义比较大。《四库全书》要抽换,《四库提要》要重新审视。这牵扯学术的核心。《四库全书》的两项成果,一个是一套大书,一个是《总目》。它的边缘成果都可以研究,都不一定再集体搞了。但是这两项工程都必须要集体搞,要由权威学者主持,由国家立项,集合全国的力量,分工来弄。

咱就说《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的提要重新审视,我感觉到时机比较成熟了,有的老先生故去了,但是新的一代还是不断涌现。历史成果,像《四库全书》《四库提要》改正了很多原本的错误,它的这个历史成就是绝对不能抹杀的。它作为乾隆年间的成果,作为一个文献,还要继续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乾隆以前去,把历史原貌呈现给大家。我们既需要《四库全书》《四库总目》的成果,也需要《四库全书》以前它的文本面貌。但是大量的书因为《四库全书》的存在而没有影印更早的版本。为什么要搞《存目》搞《续修》呢?因为它没有。故亲魑端目馊椤返母ㄖ筒贡、续编来对待。而《四库全书》的主体急需要脱胎换骨。这也要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做。有些书在海外也能够找到了。《四库全书总目》要重新审查,审查的意见和《四库全书》原来的提要井水不犯河水,也可以相辅相成。包括《四库存目》书的提要都要做,《四库存目》的提要有些很简单,几句话。它总是想说一本书编入《存目》了,不要了,它没价值。怎么可能呢?四库馆臣也不相信这一点,只想做一个交代。《续修四库全书》请很多人做了提要,水平怎么样有待于学术界检验,这种行为是可以的。《续修四库提要》有三万多篇,齐鲁书社已经出版,有这个参考好办多了。总之,《四库》学还有两个大事没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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