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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礼堂访谈录】校经补史,表隐发微 ——杜泽逊教授访谈录(二)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07日 09:04 浏览次数:

校经补史,表隐发微

——杜泽逊教授访谈录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王锷:为什么要编写《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杜老师:分配了就跟王先生接触多了,写《四库提要》的研究要怎么写,王先生还起了名,叫《四库提要发微》,拟定了十个方面的题目。写《四库提要》是我自己的决定,就我们出外实习的那一次,我和张涛打前站,先到了郑州。在郑州的古籍书店,我买了一部《四库提要》,十八块钱,中华的本子。后来王先生讲目录学,推荐这个书,说余嘉锡怎么样对它评价高。但是读完《四库提要》,做完十摞卡片,分门别类,弄了十个月之久,要答辩了,还没写出论文。就赶紧选了古籍辨伪,光写了这一部分,叫《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写了六万字。那时候没钱印刷,霍老师就让我压缩到三万多字。就这么毕业,拿到学位了。所以,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十个月之内,其实就是读《四库提要》。非常认真,做卡片。我的那一部《四库提要》,标注多了。这期间王先生派我到安徽去了一趟。《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用了《安徽文献书目》,安徽图书馆编的。这个书目是不分类的,是按作者编的。书是都有其书,在安徽图书馆、安徽博物馆、安庆这些地方。王先生给了我一百多张卡片,就是一百多部书,不知道是哪一类,并且不知道它的年份。这样,我到了安徽,住在安徽教育学院。我下一届的同学鲁茂松的弟弟,名叫田野,在安徽教育学院上学,他给我找的地方,不花钱。住了十四天,就把安徽图书馆、安徽博物馆里王先生让我看的书都看了,做了记录。这是一次访书活动,其中不少抄本。怎么样确定它的分类,怎么样确定作者的年份,比方说这个要放在杂史类,这个书是什么时候成书的。也有自然科学的,子部天文算法的,安徽有这方面的人物。那算是一次训练,圆满完成任务,算是交了差。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王先生承担的大项目,列入了高校古委会规划,有资助,后来还列入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八五”规划。这个项目在我毕业之前就开始了,王先生请了中文系资料室的两位老师,图书馆的几位老师,刘泽民、苗同圃、张长华等几位。王先生原来在bb视讯直营网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他是高亨先生的函授研究生。“文革”前高亨先生把他从山东工学院调到bb视讯直营网图书馆来的。1983年成立古籍所,就调到古籍所来了,由研究员转为教授,但他还在图书馆里做项目,和古籍部主任张长华先生对桌,两位都是全白头发,王先生谈起古籍,摇头晃脑,眯着眼,长长的眉毛雪白。那时《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已经开始了,摊子摆在图书馆古籍部。我和刘心明都参加这个项目,每天都去坐班。王承略考上了研究生,那个时候还没参加。等他毕了业又去下去实习,说是挂职锻炼,参加社会实践。回来才正式参加项目,比我和刘心明晚一点儿,大概晚两年。这个项目前期老师很多,后期主要是我们三个人跟着王先生,总共大概也有十多人,前前后后搞了至少八年,到了2000年,才算事情结束。

当时没有想过说这是帮老师做事。这是古籍所安排你做,你是工作人员,让你干嘛就干嘛,不会讲任何价钱。那个时候,就是让你搞外国文学,你也没有怨,没有悔,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外观上说。就内心里说,好像也没有形成什么成见,我什么都能干,第一感受是工作。日后这个书出来以后,是一项科研成果,当时还不太知道。要署谁的名字,会不会有自己的名字,想都没想过。王先生也没有说过,干就行。正因为这样,跟着王先生在文献学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首先说入门,研究生阶段,应该还没入门呢。虽然读《四库提要》,《简明目录》,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都看了。那个时候还是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所里让我跟王先生干,我还去跟刘晓东先生请教过。原来想跟刘老师学,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就跟刘老师学。但是让我跟王先生学,就跟王先生学。刘老师说文献学那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你去做就行。有这样一个过程,事先并没有固定的方向,如果有朦胧的方向的话,恐怕还是小学。

王先生对我的指导不是简单的指导。他当时在主编一本书,这本书没出来,叫《版本手册》。《版本手册》里头大约有一百种左右,他认为比较重要的版本目录,陆陆续续给我开书单子,让我为这些书写提要。写了以后他就修改,这些稿子现在都存着呢,重要的目录都写了提要。有的很偏,偏到什么程度呢,像《得月楼书目》《赵定宇》《脉望馆》《红雨楼》这些。清代的为主,像《牧斋题跋》《季振宜书目》《也是园》《述古堂》《读书敏求记》《渔洋书跋》,后来像张金吾、孙星衍、黄丕烈,包括晚清四大家,一直到近人艺风堂、适园、群碧楼、寒瘦山房、傅增湘、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全都写了提要,连赵万里零星发表的《芸庵书跋》,也写了提要。那段时间,收获大了,都是看的原书,叶德辉的这些都写了。后来又是山东省社科院于首奎先生他们编了一个《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其中有社会科学卷。社会科学卷里头有图书馆学情报学,还有综合图书,这两类都是请王先生为主要撰稿人,其实就是我们分头写,谁写的署谁的名。我把那些提要又改编成了人家的词条。联络工作我做的很多。在这段时间对中国版本学的历史,目录学的历史,尤其是藏书史,大批量藏书家,就熟悉了。我觉得这算真入门。

再就是搞《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它引用的书很多,这些书咱得去翻。集中两类书,一类书目类,一类是传记资料。时代不明的话,首先要查看《人名大辞典》,再就是要看哈佛燕京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再就查一些原书,《国朝先正事略》,《国朝耆献类征》那种大书都看,包括地方志。对传记资料、人名字号,都在那个阶段迅速地熟悉起来了。中医的目录、方志的目录、海外中央图书馆的目录、日本静嘉堂的、东大东洋所、京大人文所,都在这个阶段翻得熟悉了。不翻就解决不了问题。新出的包括昌彼得先生的论文集,都是那时候看的。时间虽然不很长,1985年考研究生,1987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就写论文,到了1988年后半年才结束。1988年秋天就开始参加项目,1988至1992这些年,大概五六年的时间,天天都弄这,都在搞这个东西。这段时间来说,就是集中地搞目录学。王先生还让我和他一块儿编《渔洋读书记》。《渔洋读书记》就是把《王渔洋遗书》全部看完了,十大函,包括不同的版本,像《四库》本,都对过了,编这个东西也是个目录学吧。《渔洋读书记》是整理带标点,里边也有标点错误。上班时间干《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业余时间就是翻翻书抄这些材料。同时王先生还在主编《山东文献书目》,这个没让我参加。编《山东文献书目》的那段时间,大概不参加《山东文献书目》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成员,只有我。

我主要的精力就做《拾遗》,他们搞《山东文献书目》主要是赶活,因为是省上的任务,但我也多少帮了他们一些工作,没正式参加。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了解了山东文献,包括《渔洋读书记》《山东通志艺文志》都那时候知道的。真正做文献学,入门、打基。际钦飧鼋锥。毕业以后搞目录学,纯粹是跟王先生学的,并没有其它来源,而且来自于实践,在文献学、版本目录学、藏书史这一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书目都很熟了,包括建国以后、“文革”以前的油印书目,大批量都是那时候看的。


 

 

整理《二十四史校勘记》

 

 

王锷:您曾协助王绍曾先生整理《二十四史校勘记》,为何要整理此书,谈谈相关情况。

杜老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基本上是受委托整理的。90年代初,我们为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上北京。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呢?张元济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年形成了《校勘记》,这个《校勘记》有一百七十多册,你想想那是多么大的成果。壳我岳葱!抖氖贰纺睦镉姓饷创蟮某晒。靠墒钦飧觥缎?奔恰吩谥谢榫值阈!抖氖贰返氖焙蚋枞チ,借据是赵守俨先生写的,打那之后就不了了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王绍曾先生就发表文章,呼吁这个事情。赵守俨先生坐不住了。他是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原来是历史编辑室主任,《二十四史》点校他是负责的。既然《二十四史校勘记》是他经的手写的借据,他是赵尔丰的孙子,赵尔巽家的,那多体面啊。赵守俨先生说话讲究啊。所以一看王先生这个文章,他就坐不住了,在中华书局各个编辑室、图书室翻箱倒柜,发动大家寻找《二十四史校勘记》。大部分都找到了,最后只有七种没找到,《元史》这些大部头都没找到。找到的就归还给商务了。商务印书馆就趁着王先生上北京,所有的领导,林尔蔚、李思敬、胡企林等几位,在王府井萃华楼请王先生吃饭。张元济先生的儿子张树年先生八十五了,从上海飞抵北京,在萃华楼吃饭。在这之前我跟王先生说过,我说王先生,您老人家揽活儿这么多,谁给你干。磕阏庖黄桃黄逃忠黄痰。他说你不干我就不答应了。萃华楼想当年是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时候茅盾请张元济吃饭的地方,当时张树年先生跟着他父亲。张先生说周总理当年一建国召集第一届政协会议,他跟着他的父亲,茅盾是文化部的部长,他是老商务。驮谳突デ氲目。这回商务印书馆又一次在萃华楼请吃饭,王先生说不出来这个“不”字,就答应了。王先生这一答应,这一百几十册的校勘记,怎么整理。课、刘心明、王承略、程远芬,都搭进去了。李士彪、李士彪的同学邵玉江、王培元老师、刘祥柏、徐超老师、傅根清,一大串都进来了,八年之久,把百衲本的校勘记全部整理出来,交给商务印书馆出来了,一大摞。王先生要求我们把殿本、百衲本都复核一遍,干得可真是很艰苦,但是真学到东西了,知道张元济先生校史是怎么回事了。校勘学怎么干有数了,校书的程序掌握了。前后一共八年,我到北大搞《存目丛书》的时候还在不断地跑商务。

这里面《史记》是我做的,还有什么《梁书》。程老师干得多,《三国志》等等,她干了七种。我们校勘记里头发现问题也不动,备注栏里说话。

我们主要是干什么呢?《校勘记》一校二校三校乱作一团,得给它按底本的页码理顺,另外它有很多行草书不好认,你得辨认出来,不认识就对原书,主要是这个工作。然后把人家乱七八糟的毛笔字小纸条理顺,用钢笔抄在我们新印的校勘记稿纸上,然后商务印书馆直接拿那个新的誊清本影印了。三十年代和王先生一块参加《百衲本》的有一个王先生的朋友,赵荣长。他那个儿子叫赵统,在江阴教物理,没见过他父亲的面。赵统为了他那个没见过面的父亲,一遍遍誊录,一趟一趟地背回江阴去,为了他父亲而参加整理工作。后来赵统就走上研究之路了,出了好几本书。

张元济先生的《校勘记》对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帮助很大。首先是选底本,大批量的都是百衲本,参考的《校勘记》就是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开始是这样。后来因为《二十四史》点校是国家行为,可以把善本借来看,借到中华书局去校。新标点的《二十四史》很多底本都是百衲本。《校勘记》也是吸收张元济的《校勘记》,但是没有注明是张元济的,除非引用张元济按语。《百衲本校勘记》是分给先生们参考的,他们自己校的也不少,现在已经很难分清楚谁是谁了。但是张元济《校勘记》一出来,大家就可以对照了。张元济那个时候宋本和武英殿本是死校两三遍。南北监、汲古阁、王延喆都校,他那个《校勘记》所校的版本其实是不少的。现在南北监上哪儿找去。苛彻鸥蟊疽膊皇翘菀装。所以张元济这个校记还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张元济先生是古籍影印的过渡人物。为什么呢?清朝的黄丕烈、顾千里影刻书都改字,改字是正常。柳诒征以陶风楼名义影印的书,那些稿本、抄本,他在后记里就说明显的错字已经改过。但是改过哪些字呢?不吱声。这是惯例,并不是他们隐瞒情况。张元济也不例外,面对明显的错误,改。影印黄善夫《史记》改了二千余处,这还是黄善夫本吗?为什么要改呢?为读者负责啊。根据什么改的呢?武英殿本。他把武英殿本的长处都吸收了,宋本的长处保留了,出现了一个文字上高于宋本和殿本的百衲本。这个校勘记要不要全部公布出来呢?这可犯了难了。按照张元济先生的意见,改过字的不出校,有参考意义的异文才出校,所以他们整理的那个所谓的“校勘记定本”是不能用的。我在接手这个事情以后,跟王先生有过多次商讨:我们是按照张元济先生指导思想做,还是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出来。因为“定本”把张元济改过宋版文字的都用毛笔涂去了,不出校,不公布。“定本”是校史处副主任蒋仲茀根据张元济的指示来整理的,凡是《百衲本》改了字的,《校勘记》原稿上就用墨笔涂去了,不进入《校勘记定本》。这怎么能行呢?这不成了个无头案了嘛。我就主张客观公正地都出校。有的拿毛笔涂上了,看不见了,对着太阳看。凡是张元济批“修”,我们就在备注栏里加个“修”。也就是说我们把张元济先生改字的档案找回来了,根据什么也知道了。我认为张元济改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正确的,偶尔有不正确的。所以百衲本是以影印的方式,形成的一个新整理本,它不再是影印底本的复制了。影印《四部丛刊》他改动得。栋亳谋径氖贰犯亩么。当时也是个矛盾啊。王先生他不让我说这些,而是要遵守张元济的意见,删去那些改过字的校记条目。后来接受了我的建议,就是都不删掉了,但是也不让我去宣扬。我说王先生你现在去影印古书你还动吗?他说不动。我说那就证明张菊老做得不对了?王先生说:“菊老这么做了,你怎么办。俊本筒荒茉僬哿。你可以体会什么叫“为尊者讳”,毕竟张元济先生是王先生的老师,而且是终生极为尊敬的老师。不过,《百衲本》改字这件事在我的论文和《文献学概要》中都如实地写了。程毅中先生十分赞成。王先生说:“再版的时候你得改改,就不能这么说啊。”我也没改,还是尊重事实。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客观地整理出版,就澄清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改字这个问题,同时把当年校勘的异文都公布出来,这对研究《二十四史》的版本沿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张元济先生改过那些字都是经过考证的。汪家熔也是研究张元济的专家,他说王绍曾先生这是在撒谎。撒什么谎?他认为张元济先生要公布《校勘记》是在撒谎,他认为张元济是不会公布《校勘记》的。但是1958年的时候,他们还在整理这个校勘记。炊ū。事实俱在,东西也没烧了。他没看。我就替王先生写了篇文章驳斥,发表在《江苏图书馆学报》,因为他的文章是在那里发的。张元济先生是要公布《校勘记》的,只是改了字的部分他不想公布。经过我们整理,是全盘公布了。要是隐瞒情况,这种做法不科学。再者说,我认为改字是巨大贡献,因为改字把握得很严,改的基本都是应该改的,有根有据。根据在哪里呢?看《百衲本校勘记》。所以还是一个贡献。咱就抛开影印不说了,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难道不改吗?改。那张元济为什么不能改。恳蛭怯坝。这也不能构成理由啊。清朝人影刻的书都能改,为什么张元济的书不能改。

影印书具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希望展示原貌。第二个功能,商务印书馆希望它同时能承担读本功能。既然要承担读本功能,内容要全、清晰,错字要少。这些功能要是不动版面,都实现不了。它的功能过多,使得它不能像别的善本那样单一。

干完这个活之后,我感觉在校勘学上有很多提高,一个是校勘程序,二是校勘学当中版本校的重要。不是版本校,理校是不能改字的,再就是校勘学的操作规程,人少了不能行。沟萌硕。另外认识并理解了顾千里、张元济改字,原来是不理解的。

古书改字很早就有,真正开始出校勘记是不是从武英殿本的“考证”开始的不知道,但是它的考证不全是校勘,大概有一半的内容是诠释性的商榷,不是异文,这是它不纯的地方。同时它还引用了宋人的说法。到了乾隆修《四库全书》形成了新的“考证”,那就是清一色的校勘记,不再掺入解释性辨正,并且不引用宋朝人的说法。你别看就几十年,巨大的转变。很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四库全书》的“考证”,才是纯粹的校勘记,对我们今天用处很大。这个风气是从宋人来的,但是这个模式是从殿本、《四库》到阮元,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有规模。民国以来整理古籍没有校勘记的话,说明整理者根本就是不懂。张元济继承了清朝校勘记的传统,尤其是阮元,是他最大的榜样。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说他做得不完善,是肯定的,但是他这个模式价值无穷,都照着他这个模式来。阮元算是一个典范了。

学者们从二三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以后,九十年代,还在吃这口饭。现在《四部丛刊》的功能有点削弱,削弱的原因当然是有其它的影印本可以用。但是这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还是喜欢用《四部丛刊》。改字还不足以撼动《四部丛刊》的生命力。首先,它选的是核心典籍,核心典籍的重要版本,而不仅仅是版本。你像什么《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中华再造善本》,都是就版本而言。而《四部丛刊》是先确定书目,确定典籍,然后再确定版本。重要典籍的重要版本,这两个重要。这是《四部丛刊》的最大特色,这使得它的使用率极高,搞研究离不开它。《四部备要》也是重要典籍,可不是重要版本,因为不是影印清人的原刻本,而是中华书局排印的。在这方面它比不过《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的书,《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中华书局等新的点校本可以代替了。

整理张元济的《校勘记》增加了对它的理解。学习他的方法,学习他的精神,然后克服他的局限。我学习前人,古籍整理没有很多的创造。搞《清史艺文志》《清人著述总目》是根据王老先生《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来的。搞《十三经注疏汇校》是顺着《百衲本校勘记》来的。它都是有根的。《四库存目标注》当然是按照邵懿辰、莫友芝的路子来的,当然也跟我一开始写论文写《四库》有关。所以说这几个伏线,左右了我这些年来的走向。你说《山东文献集成》,我没有参加王先生的《山东文献书目》,但是我很了解这个东西,直接受到影响。

王锷:您曾主持整理《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为何要整理这些古籍?进展情况如何?

杜老师:这个目录量不少,一共有二十种。《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出了好几集,其中前一二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自己编的,主要是五十年代《红雨楼》、《宝文堂》这些书目标点。这个事一开始与我无关,等他们要接着编的时候,他们社长王兴康就约我,说前面编的都寄给你,后面的你来接着编。我就接着编了第三集。吴格先生又接着编了第四集。我编了一集,一集是十册。这一集是我选目,我找底本,一切我办。都是我的学生标点,我审稿。做了这十册之外,我又做了日本的《经籍访古志》《古文旧书考》《静嘉堂秘籍志》三种,前两种已经出来了。《静嘉堂秘籍志》比较大,我就找了一批学生,目前还没出来。这还不在第三集里边,因为这是日本的,就给排除了。我觉得很可惜,我就跟上海古籍说。他们愿意出,就叫《日藏中国古籍书志》。不过这个出齐了以后,也不能替代中华书局影印的那套《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那套虽然有不足,但影印书终归是保持原貌,再者点校的有些书部头很大,没收进去。我出的这些都是零碎的,还要考虑册数、字数。在我做完这三种日本书目以后,这个书目点校工作就停了。上海古籍那边停了,我这边也顾不上了。中华书局那边呢,也在做,也让我参与了,但我没有承担多少任务。上海的这套主要让学生做,就是标点,编索引,写前言。这里面也有错。孙齐看了一遍,关于道教的,发现了几处错误。都是硕士生,通过这个工作他们确实是有所提高。点这些日本书目题跋是在《清史》项目基本结束,《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正在酝酿的过程中,在这个空档干的。

王锷:为何要整理《渔洋读书记》?对您有何影响?

杜老师:《渔洋读书记》实际上是做《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业余时间王绍曾先生给我派的活儿。这是王先生承担的山东省的项目,他指导着我做。一共有二十万字。就是要一篇一篇把王士禛题跋抄出来。还得标点、校勘,因为他的题跋在笔记、文集中有出入。按四部分类法,六百三十多篇。以前清代搞过一个《渔洋书跋》,一百余篇。陈乃乾又有《重辑渔洋书跋》,二百三十篇。我们搞了六百多篇。虽然也不是很全,但是也比较理想了。那是目录学,是业余活动。我这些年不是也给上海古籍标点了很多目录嘛。


 

 

《文献学概要》

 

 

 

王锷:大作《文献学概要》多次重。碛Ы,谈谈此书的写作及相关情况。

杜老师:我很偶然,这参加完《存目丛书》,1997年10月底完成了,完成之后就回到家里来,《存目标注》得慢慢清稿啊。到了1999年,文学院院长谭好哲老师,他教过我,他教马列文论,他让我开文献学。他说暑假里头开了个会,教授们认为应该开文献学,作为文学院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必修课。我说我没开过文献学啊。他说都定下来了。8月20号他跟我说的,9月1号就开学,课都排上了。我又跟我师兄王君南商量。王君南力劝我还得接这个课。他说上好一门课,是个饭碗,霍老师就说过,上好一门课就是一碗饭,一定要重视这个东西。那我就接下来吧。接下来以后就写了纲要,给王绍曾先生看,王先生认为可。又给黄永年先生看,冀淑英先生看。我还拿到古委会,裘锡圭先生也看过,大家认为可以。我就照着这个章节写讲义,一个星期只备这四节课,四小时的课,一个整下午。就用bb视讯直营网古籍所的稿纸,四百字一页的那种,一个星期写一本一百页的讲义,一个学期下来我就写了十八本,一大摞。写了这个东西是为了上课,没想出书啊。写得非常快。李士彪的爱人帮着录入,她是个高手。我写的很乱,李士彪也帮着我看看。当时就是为了谋个饭碗。古籍所学生少,是吧,也开不了文献学。文学院研究生多。眉甘,大课,对吧,你要把学生讲跑了怎么办?害怕这个。但是实际讲课呢,陆陆续续换了三次教室,人越来越多。我这就比较放心了。那以后历史学院也让我开,哲学院哲学史的人也让我开,陆续就好几个头绪。我这个文献学呢算是蹚出路来了。2001年,bb视讯直营网、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合校。合校以前各学校各处有些经费,他们就想清理。原bb视讯直营网研究生院的钱就用来做研究生课程建设,都是建设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其中有一项是教材。研究生院有两个在职的老师跟着我听过课,他们知道我这个讲义,我通过古籍所把它报上去,报上以后评上了,给了四万元经费。一万块钱用来买书出差,还有三万给了出版社。当时就说找哪家出版社出?觉得好像应该找bb视讯直营网出版社。研究生院说你想找哪就找哪,没这个要求。我就找了商务。因为中华书局《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老出不来,你再给它一本书,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还怕这个书有钱先出来了,《拾遗》还出不来,王先生着急。商务印书馆那个时候著作室的主任叫常绍民,他就把这个题目报到商务印书馆,选题会议通过,三万块钱补贴准备给他。在这个时候呢,中华书局的李肇翔先生,bb视讯直营网历史系78级的,跟王先生特别熟。他说:“你怎么不交给中华呢?”我说:“《拾遗》老出不来,怕再添一个更出不来。”他说:“你这个有补贴的项目不交给我们,没有补贴的项目交给我们。”我说:“那要这样的话你看怎么办呢?”他说常绍民他熟悉,关系很要好,只要咱这里表个态,愿意给中华,他就找常绍民要。商务印书馆日子比较好过,不在乎这个,再说这个书也没钱赚。这样顺利地拿到中华,我就跟中华签了合同,把补贴给了中华书局了,书就出来了。印了三千册,据说三个月就销光了,又印了五千,半年又销光了。他们发现这个书有销路,来了信心了,后来就印六千、八千,现在每次印八千,印了大概也有十多次。我是没有想到,因为我写《文献学概要》,它就是个讲义,文白夹杂,繁简不一,不符合通用教材的体例,有一些个性色彩,学校曾经让我报过这些教材类的,我都拒绝了,我说不适合,咱只能作为辅助教材。但是中华书局要报,你不好不同意。中华书局发来个书单子,报国家级教材,王力《古代汉语》,魏建功《音韵学》,郭在贻《训诂学》,这都在内,一共十八种,我的《文献学概要》在其中,已经很抬举咱了,咱还说是很高兴很光荣,咱不能不同意。当然能不能评上不知道。后来报了以后就评上了,评上那就是国家级教材,还是很光荣的。中华书局就改了封皮了,原来是个正三十二开,现在改成再大一点的了,价钱也从二十九提到了四十五,最近这一次又提到八十多,过高了,学生没钱啊。写这部教材,完全没有这么一个意愿,很偶然,文学院要不让我开课呢,就没这回事。所以霍老师他们说的是对的,作为教师,上好一门课就是一碗饭。现在有些老师不重视上课。不过不重视上课有原因,高校评职称,光看成果,光做项目。

王锷:我同意您说的,作为教师,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饭碗。“文献学”应该讲什么?

杜老师:“文献学”该包括什么,大家看法都不一致。我这个框架看来比较旧一些,还是目录、版本、校勘、藏书史为主。它是传统的套路。虽然大家不一定能接受,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个套路适合。前半部分,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后半部分,丛书、类书、方志、家谱、总集、别集、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后半部分是专题,前半部分是通论,这样一种结构的教材不多。出来以后,陈尚君先生很欣赏。程毅中先生、白化文先生也很认可。出版之前黄永年先生、王绍曾先生、冀淑英先生都看了,总体认为是可以的。陈尚君先生也给了很多鼓励,认为这个教材好,除了结构以外,陈尚君先生说,多是谈个人的体会,摸索过的书,他认为这是值得称道的。这一点是黄永年先生影响的,黄先生的影响在哪里呢?黄先生主张在课堂上要讲体会,不能人云亦云,包括抱着别人的书。我上文献学课,完全可以用张舜徽先生、王欣夫先生的书来上,但是黄先生说要讲体会。讲这个话是在1986年,我们在西安实习,请黄先生给我们讲课,黄先生提了这个主张。同时读了他的《古籍整理概论》,我觉得那是本好书。对黄先生这个主张我非常赞成。你拿别人的教材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读别人教材很好,但是讲讲总觉得不带劲。你讲体会,你自己有什么感想讲出来,讲的也觉得有劲,学生听得收获也大。但是这个体会,你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才有。比方说目录学的体会,靠参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版本学的体会,通过搞《存目标注》,标版本嘛。校勘学的体会,通过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在王绍曾先生主持下,我们花了七八年,把张元济先生这个百衲本《校勘记》给它全部整理了。王先生让我们把殿本和百衲本全部重新校了一遍,所以对这个《二十四史》版本源流很清楚。这样版本学搞《存目》,校勘学搞《百衲本校勘记》,目录学搞《拾遗》。搞《拾遗》阶段对藏书史,搞《存目标注》的时候对藏书家,了解得非常多。再加上我毕业论文写的是辨伪学的,辨伪也熟悉。这样写《文献学概要》的时候,不大用看别人的书,满脑子都是事例。要说是体会呢,在那个时候,1999年那个时间,算是高峰。如果现在又过了这么些年,在白纸上写一本《文献学概要》,还不如那时候,倒退了,有些想法慢慢就淡化了。当然现在有些新的想法,比那时候好,但是就其完整性,记忆的好,新鲜,还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赶上了时机。

王锷:我同意您的看法,没有编过目录,你教不好目录学,没有校过书,甚至我现在感觉,你没有校过一定量的,比如说十几万二十万字以上的书,你对校勘学也没有感觉。版本学同样是,你没有通过校书整理,认真地摸过几部书的重要版本,你对版本学也没有感觉。这必须得来自实践。只有你认认真真的编过目录,玩过版本,认认真真校过一定量的书,整理过一些书,这样的话才能把你脑子里边的相关知识串起来,才能学以致用。否则永远是空的。所以说如果你连目录都没有编过,目录学可不可以讲?可以讲,但是恐怕有局限。目录、版本、校勘必须得实践,这是没有任何含糊的。难处在哪里。坑行┦槟亢迷谀睦锇。堪,说不出来。同样说校勘学,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仔细去想,我觉得读阮元《校勘记》,他有些还是写的好的。闽、监、毛,为什么闽本摆前面。克怯兴低返。我为什么把它简称闽本?也是有说头的。如果说你对校书没有感觉,你只是拿着这个东西给学生去讲,哦,闽本,福建刻的书叫闽本。也不错,但是恐怕就差了一点。它有源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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