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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推书 | 第八期: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
作者:文/朱啸乾  来源:   时间:2021-03-27 15:59:37  浏览次数:

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完整介绍了文化史从19世纪发展至今的种种样貌、状态和目标的变化及其与社会史、人类学和文学的关联,讨论了新文化史的实践及其危机与解决方案。

伯克把文化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1800至1950年代的经典文化史。经典文化史家把某个时代的文本、画像当做一面“镜子”,认为它们反映了作品产生的时代,因而对史料完全信任,用“印象式”、“直觉式”的方式研究文化史。此外,他们认为一个时代有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文化模式”——一种表现、规范和约束“时代精神”这一抽象形态的框架形式,致力于描绘文化模式和“时代精神”及其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

第二,在此基础上,始于30年代的高雅文化的社会史对经典文化史进行了完善与补充,讨论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文化变迁提供经济与社会解释。一些崇拜马克思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极大热忱,他们批评经典文化史是“空中楼阁”,缺乏与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联系,此外还批评经典文化史家高估了文化同质性,将“文化”作为一种“包裹型的术语”掩盖了差别,忽视了文化多样和冲突,质疑了时代文化有统一性的经典文化史假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也出现了“文化主义”与“经济主义”的分歧争辩,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新社会史这时已与新文化史共享“文化因子”,具有“文化转向”的成分,它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工人阶级文化”、“黑人文化”、“奴隶文化”、“中产阶级文化”等和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

第三,60年代史家对“大众文化”有了兴趣,过去的政治与经济史把文化排除在外,文化史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外,大众文化史就是对这一缺陷的反应,其次,60年代也是“文化研究”作为对一种批评和一种需要的反应而兴起的年代。

第四,70、80年代人类学家和史家的碰撞带来文化史领域意义最重大的创新,人类学家(尤其是吉尔兹)给文化史留下了深刻印记。“新文化史”一词的使用始于80年代,成为文化史甚至是史学实践的主要形式。伯克认为新文化史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是一场国际性集体运动的结果,它的兴起与年鉴学派第三代有密切关系,美国是其发展中心,70年代起传到欧洲及其他地区。新文化史研究范围极其宽泛,研究主体也不限于史家,包括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等等,它遵循新的“范式”,“文化”在此不是指严肃而准确的思想史,而更强调心态、假设与感觉,它是文化领域扩张和“文化理论”兴起的结果,关注理论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伯克介绍了四大理论家及其核心概念在新文化史中的借鉴应用,如巴赫金的“狂欢节化”、“脱冕”、“集市语言”、“怪诞现实主义”,埃利亚斯的“门槛”、“自我控制的社会压力”,福柯的“话语”、“规训”、“凝视”,布尔迪厄的“惯习”、“区隔”、“策略”,他们都关注“实践”和“表象”,这正是新文化史的两个突出特征。

“实践”是新文化史的口号之一,从实践视角入手,如克鲁纳斯吸取布尔迪厄“区隔”思想对明末士人关注“长物”这一活动进行分析,阅读史借鉴塞尔托的文化理论,关注读者的角色和反应。福柯批评史家缺乏想象,新文化史则以“表象的历史学”回应,如乔治杜比“中世纪社会想象”、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萨义德“他者的表象”等等,对记忆史伯克举例,如法国南部新教徒的受天主教迫害的记忆是靠与《圣经》中“上帝选民受迫害”的“故事”混同并根据这一“模式”形成的,英国对一战的苦难记忆也要依据约翰班扬《天路历程》来“塑造”,物质文化史包括饮食史、服饰史与居住史,探索饮食、服饰、居室等符号性的文化意义,《甜与权》关注食糖的权力符号;《服饰文化》揭示服饰的文明信息;《文化建设者》讨论住宅的“舞台”和“避风港”意义,把“空间”引入物质文化研究,身体史讨论“姿态”“姿势”的文化意义,通过莫斯科宗教大会上与会者在胸前用几根手指画十字这个微不足道的手势来表示其宗教选择,论证布尔迪厄“社会认同存在于细小差异中”。

“表象”是新文化史的核心概念之一,“文本和图像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摹仿”让新文化史家感到不满,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表象”“建构”了阶级、疾病、认同等现实。20世纪后期历史和社会解释向“建构主义”转向,关注被征服者、庶民阶级和妇女的心灵和世界。“感知”的主动意义,“语言行为”及其效应,对种族、阶级、性别、社会等各种“发明”的研究层出不穷,使史家从社会决定论坚实的社会结构限制中解放出来。福柯把“话语”定义为“实践”,讨论了疾病的文化建构,就影响而言,塞尔托的文化理论起了主要作用,他强调消费者的创造性,把消费视为一种生产形态,每个人能选择商品,“自由解释”文本。社会分类如阶级与性别、共同体、君主制、个人身份都可以被建构,戈夫曼“戏剧类比”和“社会角色”、布尔迪厄“区隔”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Peter Burke

建构主义反对把文化或社会群体简单视为同质体值得称赞,但问题是程度多大、依据是什么。就前者而言,伯克指出建构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传统的限制,史家要注意文化可塑性的限度;就后者而言,把“文化建构”视为从无到有的过程值得商榷,布尔迪厄“传统的再生产”、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塞尔托“再利用”、列维施特劳斯“利用手头现有材料重新拼凑”都有很好的说明。

伯克提到超越文化转向有三种可能。一是传统文化史即高雅文化史的回归,高雅文化史与大众史学并行,但毕竟经过“文化转向”,高雅文化史的框架可能会出现“散化”之类的重构。二是新文化史更激进的扩大即情感、政治与暴力的文化史。就政治文化史而言,印度、拉丁美洲的一些“庶民小组”用文化理论透过庶民视角描述庶民心态,重审庶民的政治态度及其实践在政治史中的应有地位,暴力文化史关注暴力行为的意义和暴力符号的文化效果,情感文化史讨论情感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问题。三是社会史的“报复”,文化建构主义常被视作“主观主义认识论”的典型,这种伯克所谓的“杂交史学”常常有抛弃社会史思想的危险。伯克以阅读史、宗教史和语言史为例,强调这些领域内的各种共同体应得到足够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如果新文化史把“文化”当做“文本”对待,则要关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直觉问题——解读规则是什么。最后,新文化史还面临碎化的风险,微观史家面临的首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小群体与更大整体间的联系,即使它放弃了对“规律”的坚持,但要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还是不容易的。

Peter Burke

传统文化史、思想史的文化观念更多集中在精英阶层,对普罗大众和社会底层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观念侧重主观性和个人性,思想则倾向集体性和自上而下性,观念如果不被接受便只能存在于个体之中,新文化史加入了有些传统史学没有关照到的主体,比如大众文化或个体文化。不倚重严格的史料考辩既是文化史的特点也是其劣势,因此,“旧史学”一般不涉足的领域给文化史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正如伯克所言:“历史家们,尤其经验主义史家或实证主义史家,过去常常苦于缺乏想象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符号学缺乏足够的敏感,把史料视为一眼便可望穿的东西而不关注其中的修辞,文化史家已经证明了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固有的弱点。无论史学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


【责任编辑:韩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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